沈威风的BLOG

去年这个时候，台湾人买走了我的《职场金庸》的版权，拖至今天，打电话去出版社问，说最后也没有出。我说怎么可能，分明在一个月后我就在网上看到有卖的，定价二百多台币。出版社的人支吾两声，说替我去查。什么时候查出个结果，不得而知。心中有些郁闷，想起昨天在网上看到有网友暴料，控诉今天的文艺界，劝告有志青年们，千万不要等着版税开饭，不然迟早活活饿死。我虽然没有饿死的危险，海外版税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一小笔，卖也卖得便宜。只是版税靠不住，也是果然的。

出版人做到象洪晃那样的底气十足，应该当属异数了吧。每天晚上看到她带着两个男人，在深夜一档没什么广告的频道说一些很小众的话题，一看就是也不靠收视率吃饭的劲儿。本来我还怀疑过她写她的前夫和馒头的故事，是为了卖她的电影无穷动，但是昨天晚上我看完了那出在封面上写着无极之后的又一部轰动大片的电影之后，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盗版商的总结能力很强，简介写得比电影好看，无极之后又一部XX的定语，也非常精彩准确到位，二是，前夫的前妻，显然也不需要靠这部电影的发行吃饭，寒碜一下馒头，估计也就是寒碜了就寒碜了，不寒碜你寒碜谁呢？

这部电影有几个看点，前夫的恋爱故事，栩栩如生，无论电影上出现的老公照片是个什么形象，一千个观众心中指向的绝对是同一个形象，一个曾经前卫的，现在自以为主流的，就等着诺贝尔光临的那个多年前喜欢去大公司打国际长途的男人。还是那句话，寒碜的就是你，怎么着吧。还有一个看点，估计大部分前小资和前文艺青年会和我有同感，就是去瞧瞧刘索拉长啥样。当年她的你别无选择，还是很牛的，我们上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专门讲过。

这出戏，因为短，快进着快进着，不小心就看完了。上了年纪的一个表现，就是看电影再也看不完了，看到后来就兴致索然，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其实我是属于睡眠不太好的那种人，可是现在的电影百分之九十能成为我的安眠药。新出的神雕侠侣，也是快进着快进着，就睡着了。想起当年笑傲江湖，下了班飞也似地奔回家看，激动得新潮澎湃。当然，我说的是第一集。当年的射雕，第一时间花巨资上街买了DVD，正版的，好贵啊，一口气看完了，至今不肯说这版射雕的坏话。当年的天龙，因为在国外，实在不舍得买碟，没日没夜地在网上BT，才终于看全了。对于我现在这种看着电视睡觉的行为，最善意的解释就是，我现在出息了。

不过，4400还是很好看的，有想象力。郎咸平说的对，别老以为中国人最有智慧的民族，人美国人中高端的那群，是真聪明。说实话，他说的高端人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群，我也没实地考察过。而我作为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低端人群，一个4400就足够我仰望的了。

不可轻言大话城中村是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在政府没有足够资金和就业安置能力，没有充分顾及廉租屋市场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产物

文化界名人余秋雨应一家地产公司之邀，到深圳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自然也要应景，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而是文化结合地产，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人居传统。据说余秋雨先生在演讲中妙语如珠、中外对比、古今结合，将人居文化上升到生态文化的高度，阐述人居环境的价值所在。

余先生在演讲中慷慨陈词，支持对深圳城中村改造。他认为城中村本身是美丽的，但是伴随它在城市缝隙当中蔓延的低劣生态只能说是肮脏和恐怖，是一种几乎没有管理的恶劣生态。所以城中村应该拆除。

这建议相当应景，以前一说深圳，人们想起的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如今一说起深圳，很多人眼前出现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深圳有这么多城中村。据统计，深圳特区内共有173个自然村，约十几万栋农民房，大部分高达5层～8层，甚至超过10层，面积总量逾1亿平方米。而城中村中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也和有常住户口的特区人有相当的差别。

一如我们所知，文明与都市生活紧密关联。几乎所有使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得以区别的因素，都与我们称之为“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聚集密切相关。而且当我们言及文雅、礼貌或有教养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也是那种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举止。也难怪当余秋雨看到花园城市中存在这样不合时宜的与礼貌、文雅或者有教养完全无关的城中村生活时，便会怒气冲冲，要一拆而后快。

不过在余秋雨的演讲中，便有深圳市民提出反对意见，表示城中村可能是深圳的“城市湿地”，能够改善城市环境，给城市提供营养。这种说法，城市专家李津逵也曾经发表意见。他认为从深圳效益的角度来考量，城中村的存在关乎这座城市的营商成本，所有大城市都必须有低成本生活区，很多国际都市也都有城中村。工人、保安、送水工、清洁工等中低收入阶层只有能力住在城中村，而城市运转也离不开这些“城中村人”的劳动。现在深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渔农村被拆后，原来住在渔农村的低收入者就向附近尚未改造的皇岗村转移，因为他们只住得起握手楼。那么日后等皇岗村再接受改造，他们就继续转移到下一个城中村，所以李津逵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只会位移，不会消失。”

城中村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在政府没有足够资金和就业安置能力，没有充分顾及廉租屋市场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产物。

但是到了今天，城中村不仅成为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第一个甚至惟一的落脚点，也是部分城市贫民惟一的生活居所。如果要彻底拆除城中村，那么政府不仅要承担拆除的经济费用，还要承担解决这部分人口居住问题的社会费用，更要承担因失去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城市想清除这些贫民区，从现在看只有两种选择。其一，坚持所有住房必须满足某最低标准而将城中村居民挤出城市，城市运营成本相应提高。另一种选择是，按照其能接受的价格向城中村居民提供较好的住房条件，等于变相向他们提供津贴。但是以城中村居民的巨大数量，这笔津贴不见得是城市乐意拿出并且有能力拿出的。而且，城市提供的“较好”住房条件，也未必能满足城中村居住者的需求。在深圳，人们选择城中村并非仅仅是因为其房租相对低廉，还有生活方便等因素的考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实的需要，对待城中村问题应该慎之又慎。加强管理，合理改善城中村的居住条件，比简单粗暴耗资巨大地拆除要更具可执行性。房地产问题，城市管理问题虽然都算得上是公共产品问题，但是更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问题，不是任何人凭着一腔热血就可以献计献策的。毕竟，现代城市的问题不是白发苏州，更不是丝绸之路，断断不可轻言大话。

新闻出版署的培训课，终于还是逃不过，其实我们都是上了十几二十年学的人，上课是不怕的，怕的是起早。尤其是做惯了这一行的，除了个别我的号称练铁布衫的同事每天五点起之外，其他的恐怕个个和我一样，睡到日上三竿。好在这个课，似乎是不阻止大家睡觉的，一大早走进教室，连旁边的人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便一头栽在桌上沉沉睡去——睡到能做一个小小的梦的地步。

早上的课，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下午本来想擦擦口水继续睡，没想到竟然被吸引，越听越开心——这么说，还觉得有些惭愧的意思。因为象这些司长的课，按照我对官员讲话的理解，是一个比一个沉闷，一个比一个不着边际的，但这个似乎不是。最有趣的一点的，他能自己把自己的话给说圆乎了，新闻出版的法令如此规定，说来说去，竟然真的能说成“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

讲改革开放，他会说到同治中兴，讲舆论控制，他能从克林顿政府某一年的国情咨文说起，讲宏观政策，他说现在的社会是负债经营，讲到最后，他背起了老子道德经，天道不公损不足以补有余，两眼几乎有泪光闪动。不知道是我比较容易被感动，还是这个新闻出版署最年轻的司长的确熟悉业务口才聊得，还是我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比较低，总之我很有兴趣地听了一下午的课，大大改变了我对政府官员的印象。

遗憾的是，上了课，顶着风沙回来，还得写稿。

没想到这边越写越多，内容也越来越杂。难得也有这么多朋友捧场，所以把文章分类调整了一下，让大家看起来更加方便。

这几日频频回忆起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家乡吃香的喝辣的，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据说成了一个黑胖子，并且从此撑大了胃口，再也收不住了。因为上周一听一个同事说，桃花已经开了，就一个星期春思荡漾，不可抑止。加上最近经常有读者来信购买我的签名本职场红楼，心情激动颇有郭德纲在天桥剧场面对一个观众讲相声的感觉，总结起来就俩字，激动。

其实我一向不是特别喜欢桃花，去年我妈妈奋身推荐一处，并自告奋勇带我前去观赏，果然不同凡响。照片未能表现其中之万一，几座山上全是云蒸霞蔚的粉红花朵，花到了极至竟然也就壮观了。那花也不叫桃花，当地叫紫荆花，但是和我在南方看惯的紫荆花又完全不同。后来也看到了几座山的桃花——俺的家乡是个好地方啊，这花看起来都是一座山一座山的，南方也能有这气派，可就把北京给比下去了，一个玉渊潭公园，恨不得全城的人都上那儿去，人绝对比花多。想一想，那一座山一座山的花，花儿落了就结成了大倭瓜，口水就禁不住地往下流。

比起桃花，我其实更喜欢的是梨花，晚上顺着山麓开到半山腰，有一个山庄，在溪涧边种了许多梨花。微风一起，那花簇簇落下，在树底下真的是吃什么都是好的。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这样悠闲的时光，这样惬意的享受，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现在流行大晚上开车去香山吃东西，总嫌那些饭馆，不是太噪杂就是太刻意小资，找不到那几棵梨树那么沉静的春光。

说起樱花，其实玉渊潭的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不过西湖边大街上也种了许多，看起来也很美，主要是，我一怕人多，二怕特意去看一件东西，总未免失望。旅行也通常如是。

周五晚上，打完羽毛球，和几个同事在上岛咖啡吃过晚饭，正在喝扎啤打拖拉机的幸福时光中，某疯汉，因为最近博客点击率徘徊不前，行为举止大失常态，突然急电召，说介绍俩牛人认识。万般不情愿地离开牌局，去见那两个听简历听头衔无论听什么都的确很牛的牛人，而且，都不是中国人。

韩国大公司的前中华区董事长，当然普通话好得不得了，我说以为他是中国人，他说是啊是啊，山东口音——比我学得象。周五的晚上，不知道说些什么话题好，我竟然问他韩文好不好学，他说很好学，肯定比中文容易。最后我们俩攀上了交情，1999年他在北大得了个博士学位，2000年7月，我们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从这个角度说，我和他曾经是旧同学。

某国际大通讯社的中国首代，号称美国的北方人——“吃面不吃米”。无意间说起馒头血案，激动到两眼放光，说好想看好想看，不知道哪里有的看。我推荐了GOOGLE***，顺便推荐了一下台湾版断背山，然后大家一起对台式普通话发表了一番见解。

我觉得我已经很不象一个记者了，感谢上帝，我没有问韩国公司的经营策略，也没有问中美关系。

我们原来经常晚上加班,完了就拉主任出去吃夜宵，运气好的话还能到酒吧卡拉OK，一晚上逍遥。一年下来花了主任很多钱，相熟的店认得我们这群人之后，买单的时候自然会把账单递到主任面前去，我们就越发吃得理所当然起来。

凤姐跟林妹妹说，喝了他们家的茶，就要给他们家做媳妇。我们吃了主任这么多顿饭，虽然不用以身相许，但多少总要给点回报。我们身为穷鬼，一无所长，也只有任劳任怨，任主任驱驭，以报他的夜宵之德。我相信主任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当我一个新近升任经理的朋友说部门同事不太听话的时候，我就倾囊相授，并带她出席一次我们日常的夜宵集会，以观摩学习主任和我们称兄道弟，互吐心声的感人场面。

朋友吃完了夜宵，作茅塞顿开状，千恩万谢地去了。过了几日，她怒气冲冲打上门来，说我这个办法完全没有用，还害她浪费了六十块钱。她说：“我们部门来了个新同事，我跟她说，我们部门气氛不好，希望她来了，能调和一下，带来一些新的血液。所以我请她们中午去了公司大厦旁边新开的一个湘菜馆，午市特价四人套餐一共六十块钱。不过吃饭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心不在焉，气氛异常沉重。等吃完了回公司，我偷听到她们在洗手间里说，晚上要自己去聚餐吃上海菜，不带我。瞧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我笑得几乎要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腰来。现在革命要请客吃饭是没错，但是不能温良恭俭让。尤其是这个俭字，是最要不得的。湘云要入大观园的诗社，也要先请一社，做一次东。事事周到的宝姐姐就说：“既开社，便要做东。虽然是顽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这话是至理，不过注意了，她这个便宜断断不是省钱的意思，是说方便。因为她紧接着就说了，湘云每个月统共就那么些钱，就算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的。做一个不好看的东道，还不如不做呢。最后宝钗从薛家的伙计那里要了螃蟹要了酒，在藕香榭里桂花树底下，漂漂亮亮地摆了几席。从老太太、太太，一直到鸳鸯、平儿、袭人、紫鹃，连周姨娘赵姨娘，都打发人送了几个热螃蟹去。湘云上下招呼，反倒没吃上几口。这才是做东请吃饭的样儿，不能比凑份子的时候可以自管自烤了鹿肉大吃大嚼的。

朋友听完了，也叹气，说：“我说是经理，每个月比他们也多不了两千块钱，要是天天请他们吃大闸蟹，我不成替他们打工了。”我就幸灾乐祸地说：“想吃白食，就跟我似地要被人奴役；想做经理，你就要舍得拿孩子去套我们这些白眼狼，看着办吧。”(文/沈威风)

前几天看到赵晓老师写的文章，讲GDP上升，而人的幸福感却下降的问题。突然想起来，我去年似乎也写过这个话题呢。上网搜了一通，没找着，可见是我的文章没啥影响力啊。今天终于在办公室的电脑找到了原稿。

幸福的相对属性
沈谷鸣
幸福这两个字，其实很早就跟钱联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梭论就说过，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幸福在于善始善终，“谁拥有最多的东西”“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当然，最有钱的国家也不是最幸福的国家。美国两个社会学家对几万人问卷调查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之后，美国人的幸福度就不再随之升高了。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并不会因为钱而更加幸福。
经历过经济的腾飞和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萧条的日本人，在近年的统计调查之中，是世界上离幸福最遥远的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高龄化，少子化，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面临挑战，曾经让日本人感觉自己稳若泰山的终身雇佣制度在土崩瓦解，物质充裕的日本人于是情绪低沉，毫无幸福可言。

越富不见得越幸福
零点调查公司关于《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的调查结果在去年底曾经引来轩然大波。
调查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居民的幸福指数。调查的结果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他们说，中国内地居民有八成感到幸福。这个数字被很多人质疑，因为环顾自己的周围，哪有八成的人每日面带自信微笑，对着镜子敢开口说，我觉得自己很幸福的？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未与经济并肩齐步，共同增长。以往的数字反而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指数，是远远低于经济指数的。这个背道而驰的结果凸显出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早就有调查者对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有分析，那就是在同一国家里不同城市之间，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但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这说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在同城里，富人穷人相对容易比较，所以富人幸福;跨城市相对不容易比较，所以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幸福。所以不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以城市的角度来讲，仿佛经济的增长与幸福的程度的关系，都比我们想象，或者说比我们希望的要小的多。
当然，不排除一个可能，我们现在对于财富和幸福关系的讨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或者说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幸福的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就算是古代的众多思想者，也没有能够说服公众，究竟幸福是指肉体的快乐，还是精神的满足。如果，我们把幸福定义为肉体的快乐，那么没有人会否认，富人要比穷人幸福得多，而且钱越多越幸福。但是如果从精神层面上来讨论财富和幸福的问题，那么也许贫嘴张大民脸上没心没肺的微笑和富人在珠光宝气的慈善酒会上眼角的一丝泪光闪动，会给这个命题带上一点思辨的色彩。

越穷越幸福的伪命题
对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的另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继而引发一场大讨论的调查结果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
这个结果很是让人们想不通，在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为什么农村居民反而比城镇居民更幸福了呢？因为我们短短人生有限的见识中，所看到的，都是富有者比贫穷者更幸福的例子。可能财富的多少与幸福感并不一定就成绝对的正比，因为首富的幸福感要达到他银行账户上的天文数字，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财富绝对是幸福指数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指数。乞丐比王子更幸福的故事，只能出现在小说中，就好像我们从来也不会指望自己比英国王子更幸福，尽管媒体天天报道王子一些微不足道的烦恼。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正在进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均收入很少，还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比收入和消费能力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居民，更加幸福呢？
有人问得更加朴实，他们说，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133台、电冰箱90台、空调69台、钢琴2.2台、家用汽车2.1辆、移动电话109台……同样的调查，在农村会得出什么样的数字？恐怕会可笑吧。农村人难道这么快就超越了幸福感的物质层面？
心理学家说，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额外的财富就很少能够增加幸福感了。而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仿佛农村的居民比城镇里的居民，更先一步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有一个很简单，但未必没有道理的说法是，城镇居民大部分居无其屋，或者背上了数十年的沉重房贷，面对飞涨的房价，或许在可预见的某一天，嘎然止步一泻千里的房市，负资产三个字很有可能下一秒钟就会冠到自己的头上来，幸福感从何谈起？农村居民背靠老宅，经济能力提高，哪个人家都是有天有地的几层小楼，居住，从来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当然，农村人比城镇人更幸福的这个结果曾经让很多唯精神论者欢呼，他们说，看吧，经济的发展是对人类幸福生活的一种戕害。想想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我们失去的东西吧，看看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周围居住环境的变化吧，看看我们越来越难以呼吸的空气吧。农村的人民还能享受到这最后的一点自然，所以他们已经比我们更幸福了。这种欢呼略有小资之感，因为它不论对富人的幸福感还是对穷人的幸福感，都缺乏足够的认知。因为就象后来很多人分析的那样，农村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一种令人心酸的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心理上。那种对自然和纯朴生活的幸福感在面对更发达的物质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脆弱和无助的。

越比越不幸福
我们会牢牢抓住属于我们的一切，这不但包括钱，还可引伸至身边的人的尊重。不过，手上拥有的东西难以让我们满足，因为我们很快便会生厌。为追求快感，我们要不断增加改善所拥有的东西。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言之有理，在他的新书《快乐经济》(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上，提出了根本的问题。人怎样才会快乐？更高收入可以令人快乐吗？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相对效用假说，意思是人们的满足感主要取决于与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完全由自身的生活状况决定，这种效应用美国人的俗语来说就叫作“keep up with Jones”（与邻居琼斯家得一样）。
现在给你选择，在两个价钱相等的虚构世界任择其一：
A)你每个月赚10000元，其它人每月平均得6250元
B)你每个月赚20000元，其它人每月平均得36250元。
你会如何选择？
我会选A，因为这样我会比较自在，过得快活一点。如果英雄所见略同，请别感到难为情。有人曾向一班哈佛大学学生提出这问题，大多数人也是选A。
所以，恭喜你和大多数现代人的心理一样。也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祖训早就被抛到了脑后，我们只记得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比，越和强的比，就越不幸福。
虽然人们今日的收入已较五到十年前上升超过一倍，但他们看上去未必比那时开心。人人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在社会阶层上不断竞逐。在企业之中，一名长时间工作至晚上的员工会令其它同事感到压力。一名员工获加薪对自己来说是好事，但其它同事的待遇便会变得不及他好，尽管亦没有人需要减薪。那名长时间工作的员工正在制造传染病。这情况正如我们在工人体育场看球赛，为了想看清楚一点，人们便会站起来，导致站在后面的人也要站起来看。最终，每个人都要站起来。然而，原本所有人都坐下来，也可以同样的角度看到球场，但他们现在便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做到。
同样的道理，在工作后，人们亦在消费上竞争。在一班驾驶国产车的朋友中，如果有人购买一部进口牌子，那人会感觉良好。稍后，当所有朋友都升级至进口车后，那个最先购买进口车的人士的快乐感觉便会返回他们最初一起驾驶国产车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子。他四处打听的，到处看房，下定金都下了几万块钱，可是就是找不到一所理想中的房子。有一天，他来到了北京的downtown，他看到了一处红墙黄瓦的处所，容积率低，绿化好，保安物业都无懈可击，于是他终于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居所，他的幸福之家。他兴冲冲地问，售楼处在哪里？回答曰，“我们这里只有售票处，没有售楼处。”原来他的理想居所，是故宫。
这是一个笑话，笑的是现代人对物质对居所的不懈，但是终究绝望的追求。杜甫千多年前说，如果有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就都笑了。我们素来理解是居者有其屋的概念，却忘了杜甫在厦字前面偷偷加了一个形容词“广”，他也许早就预见到，人是不会满足于头上有片瓦的居住状态，只有住在广厦，住在大宅中，比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住在更大房子里面，才勉强算有了一点幸福的感觉。
当然，如果这个想买故宫的老兄肯把目光放的远一点，他就会比较容易幸福。一项有关香港人家居生活质量的民意调查显示，身居斗室的香港人对家居面积的满意度为6.35分，对于在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的满意度为6.24分。超过四成的被访者表示最想改善家居面积，18%被访者表示最想改善在家中所拥有的个人空间，另有27%的被访者表示最想改善所属社区的质量。与躺在沙发上用脚开电视机的香港居民相比，住在北京150平米大两居的板楼中，暂时还没有被保安殴打的业主，就已经是幸福的了。
叔本华说，生活就是一团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这是一个德国人对生活的解读，或者痛苦，或者无聊，总之与幸福就是无缘的。西方精神学家给普遍不幸福的人开出了这样的药方，孤立无援地去面对某种无望的情景中，或许能激发出某种意义，有了意义，于是就有了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一切，原来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孤立无援，激发出久违的幸福感觉。

感冒多日，加上一个巨难无比的工作选题，真是地狱式的一周。

今天才稍好一点，更新慢了一些，各位海涵哦。这周争取多上一些帖子。

还有，天气，热得太快了！